2018年9月4日晚，受FINA委托，國際興奮劑檢查管理公司(IDTM)派員前往浙江杭州孫楊住處，對孫楊進行興奮劑飛行檢查。在血檢官(BCA)采集完血樣并密封于安全容器后不久，孫楊發現尿檢官(DCA)在用手機拍照錄視頻，懷疑其并非專業人士，便要求其出示資質證件。DCA只出示了居民身份證，并無相應授權文件，孫楊便拒絕其對尿液進行取樣。隊醫趕到后，認為BCA的證件也不符合興奮劑檢查資質的要求，遂表示血樣不能帶走。隨后，孫楊母親找人砸碎了包裹血樣的安全容器，將血瓶與外包裝進行了“分離”。最終血樣未被帶走送往WADA認證實驗室，而是留在了孫楊隊醫手中。

IDTM隨后向FINA報告稱“孫楊暴力抗檢”。2019年1月3日，FINA反興奮劑委員會(FINA DP)在前期聽證的基礎上作出裁決，認為IDTM派出的檢查小組存在違反標準的行為，而孫楊當時的反應可能是合理的，不存在《FINA興奮劑管制規則(2014)》(FINA DC)第2.3條規定的“拒絕或不服從”或第2.5條規定的“篡改或企圖篡改”行為。

WADA對裁決不服，向CAS提出上訴，起訴孫楊和國際泳聯。WADA方主張，IDTM當晚進行的檢查符合WADC及其他相關規則的規定，孫楊當晚的行為構成“干擾興奮劑檢查程序”和“拒絕提供樣本”。孫楊方則主張，IDTM當晚派出的檢查官未能出示符合規定要求的資質證明及授權證明，本次檢查無效，不存在所謂的暴力抗檢。

所謂規則，通常指由權威部門頒行或社會習俗中包含的關于人們行為的準則、標準或者規定，是不以個人意志為轉移的、具有普遍約束力的行為規范，俗稱“規矩”。規則在我們日常生活中無所不在，道德、宗教、法律、行業規范(如孫楊案所涉及的體育規則)、鄉規民約等都是規則。各種規則形成一個有序的體系，成為維系社會秩序的根本力量，也是個人權利的重要保障。正是在這個意義上，人們常說，無規矩不成方圓，無規則不成社會。

規則必須被信守，否則它將形同虛設。在現代社會，我們尤其需要嚴格遵守并敬畏規則。如果規則不被遵守，其后果，對于社會來說，可能是一時、一事或一地社會秩序的紊亂，人們的正常生活受到限制(當然，理論上講也有可能全人類在互相沖突和利益爭奪中最終趨于消亡)，對于個人或集體來說，則可能是生命健康和/或財產安全的重大損失。以本次新冠疫情為例，有人違背防疫紀律，故意隱瞞行程，結果導致另外十多個人因他而被確診感染、數百人被迫隔離的重大損害后果，教訓極其深刻。

那么怎樣來判斷一個人的行為是否構成違規呢？一般來說，違規的依據是行為，即“為規則之所禁為，不為規則之所令為”。簡言之，就是規則不讓你做的你偏要做，規則讓你做的你偏不做。

以孫楊案為例，WADC規定，運動員有義務在任何時間、任何地點、無條件地接受興奮劑檢查，對于逃避、抗拒檢查的運動員可以處以與使用興奮劑者同等嚴厲的處罰。在案涉飛行檢查中，孫楊并沒有實施通常意義上的“逃避”或者“抗拒”檢查的行為，只是因為他對檢查行為的合法性產生了合理懷疑，才臨時決定不向檢查小組提供樣品的。這樣的行為也算違規嗎？

從仲裁結果來看，是的，CAS認為孫楊拒絕交出樣品的行為已經構成違規。正如WADA方顧問律師在結案陳詞時所指出的，當孫楊及其團隊阻止檢查小組帶走已裝入密封箱的血樣這一事實發生時，就已經違反了WADC第2.5條，即“干擾興奮劑檢測程序”，后續破壞密封箱的“暴力”行為只是該等違規事實的延續，而非干擾的開始。換句話說，違規并不一定非要訴諸暴力，只要行為符合規則所確定的違規構成要件即可，正如孫楊案中，孫楊阻止帶走血樣的行為也可以成立“抗拒檢查”一樣。

聽證過程中，WADA方律師還進一步指出，反興奮劑領域公認的規則是，“只要身體、衛生和道德條件允許，運動員即便有異議也需要提供樣本。” 言下之意是，即便事發當晚孫楊真的感覺自己的權利被忽視，根據WADC的相關規定，也應當先配合檢查，再進行投訴。由此可見，現代社會，嚴格“照章辦事”對于我們每一個人有多么的重要！

事實上，不惟體育規則，其他領域或行業的規則也同樣要求被嚴格遵守。例如，證券新規里更加嚴格地規定了上市公司的信息披露義務。某些信息在上市公司看來完全是可批可不批的，披露與否都不會受到股民的關注，更不會對股民利益造成實質的影響。但是，只要新規規定這些信息確實必須公開，那你就得及時披露。否則，即便并未造成實質危害后果，一旦查實，也將面臨監管部門的監管處罰。

至于違規者的僥幸心理問題。海恩法則指出，“每一起嚴重事故的背后，必然有29次輕微事故和300起未遂先兆以及1000起事故隱患”。該法則告訴我們，雖然并非每一次的違規逾矩都會帶來惡果，但是每一件無法挽回的災禍也確實都肇始于看似不起眼的細節，所有事故的發生都是量的累積的結果。因此，要避免類似“禁賽8年”這樣重大不利后果的發生，防微杜漸是必要的，要時刻提醒自己，無論破壞規則者曾有多少次的“成功經驗”，遭遇一次失敗就足以飲恨終身。

規則是一種相對客觀的存在，并不因人而異。“一千個觀眾眼中有一千個哈姆雷特”，但一千個人需要遵從同一套規則，并對規則分享大致相同或者相似的認識與理解。

孫楊案中，IDTM檢查小組當晚出示的證件，客觀上講，已經完全符合了孫楊案所應該適用的WADC及《國際檢測與調查標準》(ISTI)的相關規定及要求(ISTI第5.3.3條規定，“采樣人員需持有采樣機構提供的官方文件，例如檢測機構的授權書，以證明他們具備從運動員身上采取樣本的授權。DCO還需持有標明其名字、相片和有效日期的補充身份證明(如，來自采樣機構的身份卡、駕駛執照、健康卡、護照及其他類似的有效身份證明)”)。但在聽證會上，孫楊方卻一味堅持引入其他更高標準的規則或指南，甚至搬出中國反興奮劑實踐經驗，反復強調中國的反興奮劑一直走在世界的前列，反興奮劑機構執行的相關要求極為嚴格，要求每位采樣人員都必須出示對應的資質證明并具備相關授權文件，等。

這實際上是對適用規則的重大誤讀，是加入了個人理解試圖強行改變適用規則的無理行為。正因為如此，當聽證會即將結束之際，孫楊方指定的仲裁員Philippe Sands教授（其在聽證過程中曾多次提出一些對孫楊方可能有利的問題與觀點）曾無比失望地問孫楊方：“你們有沒有曾轉念想過，萬一你們對授權規則與文件的理解是錯的，該怎么辦？”可以說，這句問話直指孫楊團隊的立論缺陷，即：將辯論策略完全建立在對于WADC及ISTI第5.3.3條等相關規則的主觀理解之上。

在證券新規密集出臺之際，這確實是一個值得關注的大問題。對于新規的理解與適用，控股(特定)股東也好，董事高管也罷，乃至其他相關的證券從業人員，一定要多花時間關注各方專家、學者、律師對于相關規則的解讀，千萬不能想當然。既要努力分清規則與建議的區別，確認哪些內容的改變是強制性的，哪些內容是建議和指導性的，又要分外警醒：最熟悉的領域，可能也是自己最容易出現“經驗性誤判”的地方。就像孫楊及其團隊的專家們，他們并不是不了解世界反興奮劑規則體系，這次之所以出現誤判（如果不是故意“無視”的話），可能恰恰是因為了解的內容過于駁雜，相互間產生了干擾，結果不幸將“規則”與“指南”相混淆，作出了歷史性的錯誤決定，從而走上了一條不歸路。

“兼聽則明，偏信則暗”，企業家朋友們一定要吸取孫楊的教訓，謹慎匯聚各方觀點，悉心關注其他公司應用證券新規的動態，積極采取穩健有效的策略，確保自己在新規出臺后的金融市場中依然能夠健步前行。

古諺有一句話叫“不知者無罪”，但這句話放到現代社會中，卻極難再成立。我國司法實踐中，曾有過一個著名的案子：深圳“鸚鵡案”。講的是深圳男子王鵬因出售的鸚鵡系受保護物種，涉嫌“非法收購、出售珍貴、瀕危野生動物罪”而被起訴。庭審中，王鵬的律師始終主張王鵬無罪，理由是王鵬并不知曉其養殖售賣的鸚鵡已被列入《瀕危野生動植物種國際貿易公約》附錄二中，沒有犯罪的故意。經兩審后，深圳中院最終判處王鵬有期徒刑兩年并處罰金3000元。

從本案可以看出，在當今信息時代，“不懂規則”已經不再是當事人犯錯的保護傘了。既然在社會中生存、獲利，我們就應當要去了解“游戲規則”，遵守“游戲規則”。對規則缺少“了解”的渠道，雖然有可能成為裁決過程中降低處罰幅度的一個考慮情節(“鸚鵡案”一審判處王鵬5年有期徒刑，二審考慮相關情節后減為2年有期徒刑)，但顯然法庭對這種情節的寬容度正在逐漸縮小。

孫楊案中，Sands教授曾提出，本案中可能存在運動員對其醫生及專家顧問團隊“高度依賴”的情況。言下之意是，可能孫楊自己并不怎么了解有關規則，他做出相關決定更多的是基于對醫生及專家顧問團隊的信任，而恰恰醫生與專家顧問團隊對于相關規則又存在誤解（如果不是故意“無視”的話），才會出現所謂的“拒檢”行為。

通常來看，如果這個主張能夠成立，孫楊雖然不能免于處罰，但減輕處罰還是值得期待的。但從仲裁結果來看，CAS顯然并沒有，或者說只是極少地考慮了這一觀點，故頂格判處了孫楊禁賽8年。WADA方顧問律師曾在庭上回應稱，“這樣的依賴是難以置信的魯莽賭博”，如果運動員可以因為“高度依賴”而主張自己“不懂規則”，從而獲得減免處罰，那將會顛覆整個“嚴格責任”的案例體系，運動員主張以“高度依賴”來逃避服用興奮劑過程中自己過錯的情形將可能頻繁出現。說實話，我們認為，WADA方顧問律師的這種擔心并非毫無道理！

現代社會中，特別是專業程度較高的領域，對參與者的要求也在逐步提高，基本的思想是，進入該領域就應當默認為了解該領域的全部“游戲規則”。因此，在證券新規接連出臺并實施之際，咱們的企業家朋友們也千萬別抱著“新規剛出，還不熟悉”、“念在初犯，教育為主，處罰為輔”的僥幸心理，寄希望于通過不斷地“實踐試錯”來獲取所謂的“寶貴經驗”。在“嚴監管”成為金融監管主線的時代，這樣的試錯成本實在是太高了！尤其是在證券新規著重提高了違法成本的情況下，我們的資本及企業家朋友們，務必要在新規剛剛落地之際就將它摸熟、吃透，全面領會其精神實質，確保實踐中熟練應用。

（注：本節系對孫楊案的進一步理論分析，對規則的實踐運用并無特別實用價值，趕時間的朋友可以略過）

規則是不是需要一直遵守不能被打破？答案是否定的。在法學理論中，人權是先于法律規則而存在的。也就是說，我們的基本人權并不是法律賦予的，而是通過法律得到保障的。因此，當規則無法很好地保障人權，甚至威脅到部分人權實現時，該規則可以也應當被打破。這就會觸發“Right-based review on procedural impropriety”(中文字面意思為“基于權利的程序不當審查”)機制，就是從基本權利角度查看按照規則施行的程序是否有不當之處。

這個概念在國內較為稀薄，國內法律人也較少提及。這里試舉一例進行說明(本案例分析參見柏浪濤微博)：“A回家后發現妻子被人殺害在家中，警方誤以為是A殺了妻子，要抓捕A。面對警察的抓捕行動，A使用暴力進行抗拒。問：A是否構成我國刑法上的妨害公務罪？”

這個案例里就存在較為明顯的規則與基本人權的沖突。對于A來講，若一味地堅持程序正義，期待A遵守規則，就會使得刑法保障公民基本人權的目的(在那一刻)無法實現，因為A自始至終都是無辜的，既沒有要妨害公務的故意，也沒有任何“不抗拒抓捕”的期待可能性。因此，在案例設定的這種情況下，A抗拒抓捕在大多數人看來(裁判時標準)是不構成妨害公務罪的。當然也有少數人認為(行為時標準)警方的抓捕行為具有程序上的合法性，因為彼時警方不知道A不是罪犯，因此A的抗拒抓捕行為仍可以構成妨害公務罪。這個例子說明，規則在特定情況下是有被打破的可能性的。

在孫楊案中，WADC和ISTI的相關規定能否被打破呢？其實，這也是孫楊方有可能贏得CAS仲裁的突破口之一。但很遺憾的是，從庭審情況來看，他們律師團隊的經驗稍顯不足(當然也有可能是過于自信能贏，導致庭前沒有很認真地準備)，沒有能夠組織起較為有力的進攻，導致輸得一敗涂地。

如前文所述，IDTM檢查小組出示的資質證明與其他證明符合ISTI第5.3.3條的規定要求，因此，事發當晚IDTM的檢查官對于孫楊進行興奮劑飛行檢查，通常情況下孫楊沒有理由抗拒，正如假想案例中的A沒有理由暴力抗拒警方抓捕一樣。

但是，如果孫楊能夠證明事發當晚IDTM的檢查程序侵犯了孫楊的基本人權，那情況可能就會有所不同。但可惜的是，在孫楊案的整個聽證過程中，孫楊方再三強調的都是“IDTM違反ISTI第5.3.3條的規定，未出示足夠的資質證明，無權進行檢查，已采集到的血樣不是合格血樣”等在我們看來根據適用規則幾乎完全不能成立的觀點及內容，僅在聽證會即將接近尾聲的時候，孫楊方的顧問律師才嘗試性地辯論說，“WADA對ISTI第5.3.3條的解釋違反了瑞士法，違反了基本人權”。但顯然為時已晚。

如前所述，ISTI第5.3.3條是對興奮劑檢查官所持資質證明和授權證明的規定，內容較為簡略，僅對主檢官有特別規定，對血檢官和尿檢官的規定幾乎沒有。而且，根據WADA的解讀，該規則對檢查官所持授權證明的要求也極低，并不要求授權證明上寫有檢查官的名字、被檢運動員的名字等。從庭審實務的角度講，WADA方的解讀(類似專家證詞)對于孫楊方來說，倒應該是個很不錯的機會。因為這等于說，WADA當著全球觀眾的面，說明了ISTI第5.3.3條規則是如何地忽視了對運動員基本人權的保護，是如何地極度不尊重運動員權利。但很遺憾，有效反擊并沒有如期發生，孫楊方自始至終都處于被動挨打的局面。至于孫楊方顧問律師最后時刻的嘗試性辯論，則不僅于事無補，反有畫蛇添足之嫌。對此，懶熊體育的蔡果律師評論道：“此類‘違憲’類的辯論是難度極高的嘗試，若決定從這個角度瓦解WADA立場，應集中火力猛攻其違反國際強制法或違反基本人權之處，而不是在聽證會快結束、各方精力均在不佳狀態時，例行公事地拋出這一點，這不僅無濟于事，甚至給仲裁庭造成印象，即代理人并未針對仲裁庭最關心的問題，最大限度地利用本方有限的時間。”

結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