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審判研究院 作者：初明峰、鄭夢圓
來源：金融審判研究院（ID：jrspyjy）
裁判概述
合同雙方當事人排除適用民法關于違約金調整條款的約定，系當事人基于商業(yè)利益角度考量對民事權益的處分，為有效約定，當事人應自行承擔相應風險。
案情摘要
1. 2012年9月18日，樂平華潤公司與洪客隆公司簽訂《房屋預租協(xié)議》：樂平華潤在案涉地塊修建物業(yè)出租給洪客隆公司開辦超市；一方違約，對方無需就損失承擔舉證責任，也無論損失多少，違約金均按人民幣五百萬元定額計算，不以實際損失多寡為由進行調整。
2. 協(xié)議簽訂后，樂平華潤公司對案涉地塊進行了開發(fā)建設，并按洪客隆公司要求進行調整。2016年2月至3月，樂平華潤公司多次發(fā)函至洪客隆公司，表示案涉物業(yè)已基本達到交付條件并要求驗收交接。
3. 2016年8月，樂平華潤公司致函洪客隆公司，正式提出解除和終止合同，并表示將追究對方違約責任。后雙方因合同解除及違約責任承擔問題訴至法院。
爭議焦點
法院認為
首先，合同雙方當事人放棄違約金調整的約定不違反法律的規(guī)定。從主觀上看，雙方當事人均是為了自身商業(yè)利益而從事本次交易活動，是在自愿平等的情形下簽訂《預租賃協(xié)議》和《租賃合同》。從客觀上看，雙方當事人簽訂的合同在內容上沒有違反法律法規(guī)的強制性規(guī)定。
其次，合同雙方當事人放棄調整違約金的約定屬于當事人意思自治。雙方當事人簽訂的《房屋預租協(xié)議》第三條第三款、第三條第四款以及《租賃合同》第十條第五款的約定已經明確放棄調整違約金。即無論損失是多少，違約金均按人民幣500萬元金額計算。根據(jù)《中華人民共和國合同法》第八條第一款之規(guī)定：“依法成立的合同，對當事人具有法律約束力。當事人應當按照約定履行自己的義務，不得擅自變更或者解除合同。”人民法院應尊重雙方當事人在本案中預先放棄調整違約金的約定。
最后，原審未以租金價差確定違約金未違反《中華人民共和國合同法》第一百一十四條第二款的規(guī)定。本案雙方當事人簽訂合同時的真實意思表示為，500萬元違約金數(shù)額的確定是在保障雙方當事人利益的前提下，違約方承擔的最大范圍且具有懲罰意義的賠償數(shù)額，這是雙方當事人基于商業(yè)利益角度的決定，應自行承擔相應風險。同時，關于違約金的確定是否以“違約造成實際損害”為條件，可以由當事人約定。本案中，在雙方對違約金已經有了明確約定的情況下，法院不變動違約金數(shù)額，并無不當。
案例索引
相關法條
《中華人民共和國合同法》 | |
第一百一十四條 當事人可以約定一方違約時應當根據(jù)違約情況向對方支付一定數(shù)額的違約金，也可以約定因違約產生的損失賠償額的計算方法。 約定的違約金低于造成的損失的，當事人可以請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機構予以增加；約定的違約金過分高于造成的損失的，當事人可以請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機構予以適當減少。 當事人就遲延履行約定違約金的，違約方支付違約金后，還應當履行債務。 | 第五百八十五條 當事人可以約定一方違約時應當根據(jù)違約情況向對方支付一定數(shù)額的違約金，也可以約定因違約產生的損失賠償數(shù)額的計算方法。 約定的違約金低于造成的損失，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機構可以根據(jù)當事人的請求予以增加；約定的違約金過分高于造成的損失的，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機構可以根據(jù)當事人的請求予以適當減少。 當事人就遲延履行約定違約金的，違約方支付違約金后，還應當履行債務。 |
實務分析
對于合同中“排除違約金調整法律適用”的條款效力，在實務中存在截然相反的觀點：一種觀點認為，違約金的主要性質為對守約方的補償，懲罰性功能較弱，故當違約金過分高于所造成的損失時，即使有“排除違約金調整法律適用”的約定，人民法院仍可根據(jù)一方當事人的要求對違約金數(shù)額認定作出調整。如最高人民法院（2016）最高法民申1780號裁定即持該觀點。另一種觀點則認為，原合同法第一百一十四條第二款規(guī)定并不屬于強制性規(guī)定，法律也未明確禁止當事人通過約定排除本條款的適用。因此，如雙方當事人基于真實意思表示約定放棄違約金公權力調整規(guī)則適用，則應予以認可。本文援引判例即支持本觀點。
筆者認為，合同雙方放棄違約金調整規(guī)則約定的效力不能一概而論，具體應根據(jù)合同雙方“放棄”意思表示的約定方式。《最高人民法院關于當前形勢下審理民商事合同糾紛案件若干問題的指導意見》第6條指出違約金的性質以補償性為主、懲罰性為輔。而最高院原民一庭庭長程新文又曾在“包頭置業(yè)與中國第二冶金建設有限責任公司合同糾紛”一案點評中認為：合同雙方將違約責任約定為固定數(shù)額的違約金，應視為一種與違約過錯程度及違約行為輕重無關系的單一的、懲罰性的違約責任。故筆者認為，法律之所以賦予合同當事人可根據(jù)實際損失在訴訟中對約定違約金的數(shù)額認定申請調整，其立法目的類似于“禁止流質條款”之規(guī)定，是為了避免顯失公平之判決的出現(xiàn)。但是，法律并不完全禁止平等民事主體之間的懲罰性約定，如果合同雙方將違約金約定為一個固定數(shù)額且明確約定不適用違約金調整規(guī)則，則可以認為這種違約金約定具有“懲罰性”色彩，人民法院應當予以尊重。
因此，對于放棄違約金公權力調整約定的效力評價時應當重點考察兩個因素：其一，雙方當事人簽約時是否存在明顯的不對等，放棄違約金公權力調整是否屬于雙方真實意思表示。其二，如果當事人對相對方守約有較強的信賴預期，并自愿將違約金約定為固定數(shù)額或其他方式賦予違約金“懲罰性”色彩，則應認定雙方排除違約金公權力調整條款的約定有效。否則，在其他情形下合同雙方僅約定排除違約金公權力調整規(guī)則適用的，其效力認定應審慎把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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