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此，“金融機構的四倍LPR適用性”問題，3808判決給出了自己的答案：“參照”和“酌情調整”。在“金融機構的四倍LPR適用性”話題之外，3808判決本身的兩個問題探討更值得關注：

Q1：有沒有法律適用錯誤？

Q2：能不能參照和酌情調整？

回到3808判決本身，按照8.20司法解釋第三十三條第一款“本規定施行后，人民法院新受理的一審民間借貸糾紛案件，適用本規定”，只有2020年8月20日以后新受理的一審民間借貸糾紛適用新規，才能按照8.20司法解釋劃定的四倍LPR利率司法保護上限進行裁判。當年2015年版本的民間借貸司法解釋（下稱“2015司法解釋”）發布后，同樣遇到了溯及力問題的探討和分歧，最高法院在2015年8月25日發布了《關于認真學習貫徹適用<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民間借貸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規定>的通知》，拎一下重點如下：

另一點需要關注的是，3808案件中，法院并未直接引用8.20司法解釋規定的利率上限作出判決，從判決書行文看，依據的法律規范仍是《合同法》相關規定。從邏輯層面看，這種做法也符合新舊司法解釋均明確的“金融機構的貸款業務不適用”規則（但二者之間的牽連本文第二部分詳述）。所以，準確地說，該案中8.20司法解釋是作為“參照”而不是“判決依據”。

那么已經立案的存量案件能否參照適用8.20司法解釋？我們認為，該種法律適用方法同樣值得商榷：

基于以上分析，以及目前已經獲知的信息，我們認為，3808案件實無參考8.20司法解釋、酌情確定利率之必要，應按照2015司法解釋即24%的標準確定利率上限。

二、利率糾葛與牌照之爭

在3808案件的基礎上，又有兩個話題值得引申探討：金融機構的借款利率上限，以及小貸公司為典型代表的牌照公司定性。

1991年《關于人民法院審理借貸案件的若干意見》頒布后，1994年至1996年利率逐步下降，進一步地，從1997亞洲金融危機開始下降速度開始加快，至2002年降至1.98%，創下了中國歷史上的最低利率。2014年11月22日，一年至五年期的銀行間貸款利率均為6%，導致貸款利率基準四倍的上限自然遷移到24%。因此，官方利率對于2015年司法解釋24%標準的劃定同樣起著標桿作用。銀行利率與民間利率從不是兩個相互獨立的利率體系。一般來說，當官方存貸款基準利率提高時，民間金融利率也會隨之上升，反之亦然。

那么問題在于，當民間借貸利率劃定了上限，經批準從事貸款業務的金融機構是否受限于民間借貸利率上限？

這是個老生常談的話題。關于金融機構不適用民間借貸司法解釋的條文在2015司法解釋中就已存在， 8.20司法解釋亦作出明確規定：

這里首先需要關注的是，對金融機構的排除適用情形是有所限縮的，即僅限于具有發放貸款業務資質的金融機構且貸款類型僅限于經營性的貸款業務。但即便如此，仍然囊括了絕大部分的金融機構貸款業務。回歸核心問題：既然不適用，緣何又參照？

2. 司法文件層面，《最高人民法院關于進一步加強金融審判工作的若干意見》（法發〔2017)22號）明確提及：

“金融借款合同的借款人以貸款人同時主張的利息、復利、罰息、違約金和其他費用過高，顯著背離實際損失為由，請求對總計超過年利率24%的部分予以調減的，應予支持，以有效降低實體經濟的融資成本。”

3. 觀點與著述層面，最高院民二庭編著的《<全國法院民商事審判工作會議紀要>理解與適用》（2019年12月出版）一書中，較為明確的結論是：

“金融借款的總成本顯著應該低于民間借貸利率的上限。”

基于以上，加之長期以來社會大眾樸素的認知使然，“金融借款利率應當低于民間借貸利率”的固有認知就此形成，而具體落實到實務中，則是在確定利率上限時“參照適用”。

（二）小貸典當們的身份之爭

“金融機構的四倍LPR適用性”話題，還隱含一個概念界定討論，即“金融機構的范圍劃定”，這一問題關系到幾類雖然具有放貸資質但主體性質存疑的機構，如小貸公司、典當行是否受限于民間借貸利率上限。先說被探討極多的“小貸公司是否屬于金融機構？”針對2015司法解釋，最高院民一庭編著的《最高人民法院民間借貸司法解釋理解與適用》（2015年8月出版）一書中，針對小貸公司問題，觀點是：

“根據《關于小額貸款公司試點的指導意見》中就小額貸款公司在貸款利率方面做出的不得超過司法部門規定上限的指導意見，本司法解釋所規定的利率規制就應當適用于小額貸款公司。”

 “其從本質上看，其尚不屬于正規金融機構的范疇”。

到了2019年11月8日，九民紀要（《全國法院民商事審判工作會議紀要》）發布，最高院民二庭編著的《<全國法院民商事審判工作會議紀要>理解與適用》（2019年12月出版）一書中，認為包括典當、小貸之類機構也屬于“金融機構”：

金融機構一般是指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境內依法設立和經營金融業務的機構，包括銀行、信用合作社、財務公司、信托投資公司、金融租賃公司等。實踐中，金融機構包括“一行兩會”等金融監管部門批準設立的銀行、非銀行金融機構及各自的分支機構，以及經有關政府部門批準設立的從事金融活動的典當行、小額貸款公司等法人及其分支機構。原則上說，凡持牌經營的金融機構簽訂的借款合同，都屬于金融借款合同的范疇。

審判實務中，小貸公司適用或參照2015司法解釋的判決很多，包括最高院層面的裁判文書，如（2019）最高法民申3747號案件、（2019）最高法民申2218號，等等。

再比如更為特別的典當行，其在中央層面有公安部和商務部的規定，而銀保監會將其收編之后尚未出臺統一新規。按照既往規定，典當當金利率是法定的，而典當綜合管理費則根據當品的種類不同而設置不同的費率上限，即，“當金利率+典當綜合管理費費率”是允許超過24%的，參見商務部、公安部令2005年第8號《典當管理辦法》第三十七條、第三十八條：

第三十七條 典當當金利率，按中國人民銀行公布的銀行機構6個月期法定貸款利率及典當期限折算后執行。

第三十八 條典當綜合費用包括各種服務及管理費用。

動產質押典當的月綜合費率不得超過當金的42‰。

房地產抵押典當的月綜合費率不得超過當金的27‰。

財產權利質押典當的月綜合費率不得超過當金的24‰。

當期不足5日的，按5日收取有關費用。

同樣的問題，融資租賃、商業保理都多有困擾與困惑，遑論司法實務中大量存在的“名為XX，實為借貸”認定。

但需要注意的是，8.20司法解釋的原文為“經金融監管部門批準設立的從事貸款業務的金融機構及其分支機構，因發放貸款等相關金融業務引發的糾紛，不適用本規定。”很多觀點聚焦于“金融機構”概念本身，基于眾多監管文件（甚至包括稅務系統文件）進行分析論證得出“小貸公司等不屬于金融機構”的結論。

我們對此持有保留意見：民間借貸的實質在于借貸行為的偶發性、隨機性、非營業目的性、無前置準入性，故缺失“金融業務屬性”，不符合了前述屬性的無放貸資質主體，監管和司法評價呈現為“打壓”和“否定”，典型案例就是“職業放貸人界定”和“非法放貸行為入罪非法經營罪”。 

因此，在判定一個機構是否歸入“金融機構”的時候，不能過于限縮地從其批設、監管主體視角進行劃分，如限縮認定，就會得出“一行兩會批設的機構方為金融機構”結論，而這一結論隱含著“地方金融監管部門并非金融監管部門”的前提，如此，將置各地“由辦轉局”的金融工作局于何處？從監管視角切換到業務視角，在探討小貸公司等的身份定位時，“從事貸款業務”“金融業務”等字眼更需要被解讀和審視，小貸公司以貸款為業，金融屬性顯著，應當與“偶發、隨機、非營業目的、無前置準入”的民間借貸存在著顯著的區分。

綜上，我們認為，在司法視角下審視“金融機構”邊界范圍，應當以“業務實質”認定進行擴張，將小貸公司等納入“其他金融機構”范疇。 

好奇心驅使下，我們通過“中國裁判文書網”，以“全文：15.4%”“裁判日期：2020-08-20 TO 2020-09-02”以及相關案由名稱為檢索條件，進行了“地毯式”案例檢索，獲得了28份裁判文書。在剔除一份與“四倍LPR”不相關判決書，以及加入3808判決后，我們形成了28份裁判文書作為研究樣本。

透過這28份裁判文書，一些值得琢磨和玩味的“小數據分析”可以展開講講。在這28個案件中：

1. 審理法院所屬地區包括9省22地（市、縣、區）。

2. 包括5類案由：民間借貸糾紛（占絕對多數）、借款合同糾紛、小額借款合同糾紛、金融借款合同糾紛、保證合同糾紛。

仔細讀完上述28份裁判文書，在中元節的深夜感受到了些許涼意，所反映種種，有較為明顯的法律適用錯誤，有令人困惑的觀點論述，兩則正確適法支持24%利率上限的判決（鄭州中院二審案件、湖南漣源一審案件），對比之下竟熠熠生輝。自2020年7月22日最高人民法院、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發布《關于為新時代加快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提供司法服務和保障的意見》，明確提出“大幅度降低民間借貸利率的司法保護上限”，到8月19日和8月20日數次的民間借貸司法解釋修訂發布會直播公告“掛網-下撤-再掛網-再下撤”，到8.20司法解釋發布施行引發的熱烈、洶涌、關切的全民探討，再到3808判決再次引發全行業關注，深感新規學習和貫徹落地之難之重要。對“解釋”本身尚需要進行解釋的背后，既有條文未能完全言明所引發的從業者“惑”與“擾”，也有各地法院裁判過程中的“當用”與“不當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