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在現行的法律層面上并沒有對關聯交易進行明確的定義，散見于各種規范性文件的標準。現行《公司法》對關聯關系進行了明確定義，但沒有定義關聯交易。公司法意義上的“關聯關系”指公司控股股東、實際控制人、董事、監事、高級管理人員與其直接或間接控制的企業之間的關系，以及可能導致公司利益轉移的其他關系。因此，基于上述關聯關系進行的交易則應當為關聯交易。《企業會計準則第36號－－關聯方披露》對于關聯交易定義為，關聯方之間轉移資源、勞務或義務的行為，而不論是否收取價款。關聯交易作為一種普遍存在的經濟行為，本身無可非議，但利弊共存。正當的關聯交易，從商業的角度上看，對交易的進行有積極意義，包括可以降低外部市場環境步不確定性、減少交易對象識別的風險，節省交易時間、降低經營成本，提高交易效率和經營效益。然而，關聯交易天然潛在傾向于非公允，其弊端也是比較明顯。關聯交易中由于交易雙方主體是關聯的利益主體，之間存在某種程度上特殊的利益關系，且具有隱蔽性，所以關聯交易也常被濫用，作為舞弊方式，企圖粉飾企業的財務狀況和經營成果、輸送利益轉移的方式，實際上不具備商業實質，最終產生實質不公平的交易結果，不僅嚴重影響了公司的獨立性，而且不當利益輸送轉移甚至可能損害到他人利益，由此也引發了諸多法律和道德問題。而近年來，我國上市公司與關聯公司之間的資金往來，尤其是對關聯公司提供擔保，頻現債務危機，損害中小股東和債權人的利益，影響市場秩序，種種負面影響，成為備受關注的問題。

我國現行法律法規涉及到關聯交易等相關規定主要包括了民法總則、公司法，以及相關會計、證券、稅的行政法規、部門規章、規范性文件及證券交易所的相關文件。公司法是規范公司的專門法律，明確界定了關聯關系，并對關聯交易做出了具體規范；證券法律規范主要規范公眾公司，對于關聯交易主要側重公司內部治理以及信息披露問題；會計法律規范對于關聯交易的規范側重會計處理以及披露，不涉及對關聯交易的評價，稅法法律規范主要關注的是關聯交易是否導致政府稅收利益損失，對關聯交易本身公平性亦不做評價。雖然前述規范涉及到相關規定，“但是公司關聯交易作為市場主體之間的一種交易行為，公司關聯交易基礎的法律界定并不適合由這些規范作規定” [1]，而現行公司法基本確立了關聯交易的規范，因此在關聯交易規范體系中起統領作用。其他部門法規范因調整目的各異，規范雖有重疊，但側重不同,因此在關聯交易的法律規范框架需同時兼顧配合協調。

關聯交易并不必然具備非法性，現行法律法規僅對“利用關聯關系損害公司利益”的行為進行規范。《民法總則》第八十四條、《公司法》第二十一條明確禁止控股股東、實際控制人、董事、監事、高級管理人員利用其關聯關系損害公司利益。對于損害公司利益的違法關聯交易應當予以賠償。因此現行法律所規制的不當關聯交易，通常是指關聯人利用其對公司的控制力或影響力，與公司進行不具備商業實質的且損害了公司利益的交易。換言之，現行法律法規并不禁止關聯交易，法律規制的是不當關聯交易，保護合法有效的關聯交易。實踐常見的損害公司利益的關聯交易類型主要包括有關聯方資金占用、關聯方擔保、關聯購銷、關聯方拆借。但是隨著發展，關聯交易形式愈發多樣，尤其是采取以隱瞞關聯關系、關聯交易非關聯化等方式規避對關聯交易的認定，因此司法實踐中通常以著眼于實質加強對關聯交易的認定，在判斷雙方是否存在潛在的關聯關系、是否構成實質的關聯交易。

衡量關聯交易是否合法有效，是以公平作為核心標準，包括實質公平要件和程序公平要件。《最高人民法院關于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公司法〉若干問題的規定（五）》（《公司法司法解釋五》）的出臺亦強調了實質公平的重要性，雖然程序公平是實質公平的機制保障，但關聯交易符合程序合法的外觀要件，而交易實質不公正的現象層見疊出。因此，為了保護相關公司股東特別是中小股東利益，《公司法司法解釋五》對司法機關認定關聯交易提出實質性公平和程序公平的有機統一的要求，即，既要進行形式審查確保程序正當，也要進行實質性審查。

程序公平是對關聯交易在訂立過程中程序條件的要求，指關聯交易的程序應合法合規、交易信息披露規范適當充分。具體而言，關聯交易的形成應遵循正常的商業決策、關聯交易應當根據法律法規、公司章程的規定履行相關的內部審議程序，通常是指提交公司股東（大）會決議或董事會決議批準，并嚴格執行關聯交易回避表決制度；關聯交易的締約主體在一定條件下就相關交易信息，向利害關系方的公開披露，上市公司的還應當按照有關規定做好信息披露工作。

實質公平主要指交易的實質內容公平公允。關于實質公平的審查，可從交易的背景、交易動機、合同履行是否符合正常的商業交易原則，合同約定情況尤其是交易對價是否公允、交易結果是否公平等進行審查評判。在（2019）最高法民終496號案中，最高院認為“公司之間的關聯交易符合形式合法的外觀要件的情況下，應當對交易的實質內容即合同約定、合同履行是否符合正常的商業交易原則以及交易價格是否合理等進行審查。”

1.關聯交易動機

關于關聯交易動機，如上所述，關聯交易并不必然非法，也可能使得交易各方受益，關聯交易有可能系關聯人利用優勢以低交易成本促成交易，提高交易效率的優勢，具有商業上的合理性；亦有可能出于如謀取私利、挪用公司資金、轉移出資、轉移利潤、規避退市等各種負面動機而進行交易。因此，交易動機純正與否是認定是否公平的要素之一。 

2.關聯交易對價

關于關聯交易對價是否公允是衡量關聯交易實質公平與否的重要標準。交易價格原本就是一般交易的核心因素，而在關聯交易中則尤顯關鍵，是判別是否系真實、公平、合理交易的要點。交易價格通常屬于交易雙方意思自治的范圍，由于商品的價格受到各種因素的影響，價格的高低通常是交易各方在遵循正常的商業決策程序后，基于各自的商業判斷基礎上磋商的結果，所以關于定價公允與否的判斷，更多是涉及商業判斷規則的運用。實踐中，交易價格的確定可資參照依據包括有市場價法、歷史價格、成本加成、同行業非關聯方可比價格等。

1）市場交易價格

存在于活躍的市場中的市場交易價格通常是主要的判別標準，主要緣由在于，倘若市場上的交易足夠活躍，則市場價格能夠較為真實反映出交易主體對于商品的價值判斷、成本、供需等客觀市場因素對價格的影響以及相應的浮動變化。如果關聯交易價格明顯不合理偏離了市場價格，那么這個交易價格的公允性則會受到質疑；倘若存在如供需數量合理、交易較為穩定，能夠節約成本等合理因素，而關聯交易價格只是稍與市場價格有偏差，亦屬合理范疇以內。因為即使在獨立非關聯的交易關系中，締約方也有可能出于經營策略等商業考慮，為爭取交易機會，而以高于或低于市場價締約。譬如在(2019)粵0112民初10175號案中，法院認為“按常理來說，眾籌為吸引消費者，通常會采取比平常價格低的價格和限量發售的營銷手段，故與正常的交易有所區別，除此之外被告德百順公司還有568元/臺的不限額發售的銷售價格，原告與被告德百順公司之間588元/臺的交易價格原則上沒有偏離市場上獨立第三方的價格”。并且，通常而言，市場交易價格通常比較公開透明，因此，市場價格通常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和典型性，能降低對于價格公允判斷的難度，較為符合司法裁判的特點和需求。

2）歷史價格

在市場不充分，缺乏市場價格作為參照的情況下，價格公允與否可參照歷史價格。在（2018）鄂民再61號案中，法院認為“一般而言，判斷交易價格是否公允，是否存在惡意低價出售的情況，應當綜合產品市場價格、歷史價格、材料成本、終端采購價格等各方面因素進行考察分析。但國內公開市場并無本案INT產品價格，各方當事人認可同時期國內市場并無同類產品交易。”因此，原告公司INT產品的歷史出廠價格以及此后另外一家公司湖北相和化學公司INT產品的出廠價格“應作為判斷涉案關聯交易價格是否合理的重要參考依據”。

3）成本加成定價

價格公允與否可參照成本加成定價，即參照按實際合理成本加一定合理利潤確定的價格；在（2018）浙0703民初1252號案中，被告公司和原告合資成立項目公司，被告公司系控股股東，被告公司委派高管至項目公司擔任董事兼總經理職務。之后被告公司通過其關聯方以52萬元采購設備，之后被告公司及被告公司委派高管又將該設備以159萬元的價格出售于項目公司，溢價率高達205.77%。被告公司及該高管并沒有對該告于市場價格的采購價的必要性、真實性、合理性進行舉證說明。法院認為被告公司和被告高管前述行為沒有相應的事實依據，損害了第三人的利益。

4）同行業非關聯方可比價格

價格公允與否也可參照同行業非關聯方可比價格，在（2018）滬0110民初21373號案中，法院對于關聯交易價格是否具有公允性的判斷上，認為應對比同行業平均水平或公司之前與非關聯方交易的慣例來判斷。案涉兩家公司是建立銷售代理關系，根據銷售代理法律關系和交易模式，銷售代理人在代理權限內替委托人銷售商品，其商品所有權不屬于代理商，因此銷售收入應歸委托人所有，代理商則獲取傭金。但是，“涉案《合作協議書》約定的協議代理價是按照市場控制價為基數結算，有悖于代理模式下按實際銷售價為基數進行結算的市場交易慣例。”其次，從自身的經營慣例來看，公司與其他銷售代理商之間是按照合同簽訂價為基數結算費用。“市場控制價通常是廠家或者公司根據市場狀況確定的銷售指導價，一般要求銷售人員或代理商不低于該價格進行銷售，以達到穩定產品市場價格的目的。因此，以低于實際售價的市場控制價作為結算基數，有違交易慣例，即使按照市場控制價結算，那么在此基礎上再予以打折結算，顯然也與正常商業邏輯相悖，有失公允。”

3.關聯交易的結果

從法律的角度上看，關聯交易的行為結果是否導致了公司合法利益受損亦是判斷行為是否符合交易常規和商事交易中的公平原則。

關聯交易損害公司利益，公司可以向關聯人主張賠償責任，其案由通常為關聯交易損害責任糾紛。公司關聯交易損害責任糾紛屬于因侵權行為提起的訴訟，因此在管轄上，應當由侵權行為地或者被告住所地人民法院管轄，侵權行為地包括侵權行為實施地、侵權結果發生地。主張前述賠償責任主要有三個構成要件，首先，訴請對象須為公司控股股東、董事、監事或其他高級管理人員；其次，客觀行為，即前述對象存在利用其關聯關系損害公司利益的行為;第三，客觀損失及行為和損失的關聯性，即因上述行為給公司造成了實際損失。對于起訴的適格主體，即可以是公司，在符合法定條件下也可以是股東。如若以股東身份主體提出的，則是股東代表訴訟，應當在滿足《公司法》第一百五十一條規定的前置程序后或者有證據表明情況緊急、不立即提起訴訟將會使公司利益受到難以彌補的損害的情形，股東方可提起代表訴訟。

《公司法》第二十二條規定，公司股東會或者股東大會、董事會的決議內容違反法律、行政法規的無效。據此，公司決議無效情形是指決議內容違反法律、行政法規的規定。因此，不能僅僅因為決議涉及關聯交易，就認定股東會、董事會決議當然無效，應當審查該決議內容是否存在前述情形，以判斷合法性。

但是對于以利用關聯關系損害公司或其他股東利益為由請求確認決議無效，司法實務中存在不同的觀點，一種觀點認為， 公司決議如果系股東濫用股東權利或者關聯人士利用關聯關系而作出，并且損害公司或其他股東利益來判斷決議合法性，則根據《公司法》第二十條第一款和第二十一條第一款的規定，可以支持決議無效的訴請。譬如在（2017）最高法民終416號案中，法院認為，涉及關聯交易的決議無效，還需要違反《公司法》第二十條第一款和第二十一條第一款之規定判定；在 （2020）浙民終395號案中，法院認為案涉董事會決議系控股股東濫用其控股股東權利，利用關聯交易損害公司及公司小股東利益的行為，違反了《公司法》第二十一條之規定，判決支持小股東關于確認案涉董事會決議無效的訴請。而另外一種觀點則認為，不能據此確認決議無效，應提起損害賠償之訴或者合同效力之訴，譬如在（2019）粵0307民初14653號案中，原告以利用關聯關系損害公司或其他股東利益為由請求確認涉案股東會決議無效，最終未被法院支持，其理由在于，法院認為若關聯交易損害公司利益、存在無效或可撤銷情形的，原告作為被告公司股東，可以依照公司法相關規定代表公司提起訴訟，但原告據此請求確認公司決議無效，缺乏法律依據。還有如（2018）黑01民終5640號、（2018）黑0111民初162號。

一般來講，根據合同相對性原則，通常只有合同相對方才能對合同效力提出異議。然而，作為合同向對方的公司，作為擬制機構通常也是受制于控股股東、實際控制人、董監高，由公司本身對合同效力提出異議，實際上也是比較困難。但倘若關聯交易存在無效或者可撤銷情形的，《公司法司法解釋五》賦予了股東相應救濟的權利，若公司怠于或者拒絕起訴相對方的，公司股東為保護公司利益，符合規定條件的股東和履行法定程序后，可以依法以自己名義代表公司提起訴訟，維護公司的利益，進而保護股東自身權益。

本文不作為針對任何個案的法律意見或建議。

[1]（2015）東中法民二終字第1919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