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此輪新政明確放松對樓盤項目的預售資金監管限制，為房企“減負”意圖明顯。

具體來看，企業信用等級為A級及以上的，可使用外地銀行保函替代相應下浮的監管額度；在項目主體結構工程完成四分之三以及主體結構封頂兩個節點，監管額度內預售資金支取比例上限分別提高5%；項目并聯竣工驗收備案后，監管額度內預售資金支取比例可達到95%，同時，規范區(市)縣節點支取審核流程，進一步壓縮辦理時限，5個工作日內完成審核。

而此前，廣州曾調低了處于不同工程進度的留存比例，項目封頂前，封頂后、排柵未拆除前和拆除排柵后的留存比例分別降低至累積核準使用預售款的8%，6%和3%，較之前分別降低了2個、4個和2個百分點。

放松對預售資金的監管，調低處于不同工程進度的留存比例，是兩大城市政策的共同特征。

值得注意的是，成都此輪還出臺協調金融機構加大支持力度的政策內容，比如，增加房地產信貸投放額度，加快發放速度，給予重點企業開發貸展期、降息等配套措施。

樓市行情轉淡，市場持續下行的大背景下，對于預售資金監管放松和協調金融機構加大支持力度是對房企“紓困”的重要措施，同時也符合央行提出的“兩個維護”的要求，核心邏輯是維護房地產市場平穩健康發展，力保交付，避免項目爛尾，防止房企因資金斷裂而衍生出更大的系統性危機。

表：成都、廣州預售資金監管調整情況

數據來源：公開資料，CRIC整理

預售資金的監管放松無疑于為房企注入一針“強心劑”，尤其是在市場行情轉冷背景下，銷售去化已屬不易，如果繼續面臨嚴苛的預售資金監管，房企的日子也將更加難熬。

目前，房企的資金主要來源于國內貸款、利用外資、自籌資金、定金及預收款、個人按揭貸款和其他資金。而定金及預收款和自籌資金占比均超過30%，隨著近年來企業對銷售回款的依賴度持續提升，定金及預收款占比反超自籌資金，成為房企最為重要的資金渠道來源。

國家統計局數據顯示，2021年1-10月房地產開發企業到位資金16.7萬億元，其中，定金及預收款達6.2萬億元，占比達37.2%，較2020年末增加2.8個百分點。而自籌資金僅5.3萬億元，占比為31.6%，較2020年末減少1.2個百分點。

不過目前來看，定金與預收款月度同比增速正在持續走低，2021年10月，定金及預收款新增5351億元，同比下降12.9%，已降至年內低位。

房企銷售回款壓力可見一斑，此次降低預售資金監管占壓，能夠有效幫助企業加快銷售資金回籠，提升資金使用效率。

圖：2020年以來歷月房地產到位資金中

定金及預收款變動情況（單位：億元）

數據來源：國家統計局，CRIC整理

事實上，全國樓市“轉冷”已是不爭的事實，無論是基本面較差的三四線城市，還是前期出現萬人搖的熱點城市，均透露出“寒意”。

以成都為例，10月新建商品住宅成交量僅82萬平方米，同環比分別下降49%和4%，二手房更為慘淡，10月迎來“四連降”，單月成交面積不足19萬平方米，達到了去年疫情以來的“新低”。成都整體樓市熱度正逐步從此前“萬人搖”恢復理性。

圖：2020年以來成都一二手住宅月度成交量

及新房成交均價變動情況（單位：萬平方米，元/平方米）

數據來源：CRIC中國房地產決策咨詢系統

由于房企對銷售回款的依賴度持續提升，在融資受阻、去化堪憂的情況下，密集的樓市調控和供需兩端信貸收緊，促使部分房企現金流危機爆發，行業信心亟需重建。

而此次成都和廣州對預售資金管控的“松口”無疑可解房企的“燃眉之急”，一方面可以加速上半年銷售項目的部分資金回籠，保持后續的開發進程不受影響，保證交付；另一方面，也能以時間換空間，保證后續更多項目入市，實現自身的良性循環。

至于哪些城市大概率會跟進？大致可以分為三類：第一類，庫存風險過高的城市，尤其是庫存周期超過24個月的城市；第二類，土拍流拍率過高且土地財政依賴度高的城市，這類城市放松的動機更為強烈；第三類，房價下滑過快的城市。

此次成都放松預售資金監管，對其他壓力城市具有一定的示范效應。當前市場行情之下，部分企業陷入困境，在不違背“房住不炒”主基調下適度因城施策，對企業紆困起到了一定的積極作用。除了放松預售監管之外，還可以適度調降預售門檻，加快預售證審批，在土地市場方面降低土地競買保證金、延期繳納土地出讓金等。

值得注意的是，近期房地產信貸政策有了放松的信號，個人住房貸款發放提速，而成都此番明確協調金融機構增加房地產信貸投放額度，加快發放速度，給予重點企業開發貸款展期、降息，恰恰印證了央行“兩個維護”內容，保障房地產企業和剛需購房人群的合理資金需求，適度糾偏，防止出現大的系統性危機。

適度調整并不意味著房地產調控政策的轉向，只要“房住不炒”的總基調不變，樓市就很難再現“大水漫灌”式刺激性政策，對于企業而言，需要在機會窗口期努力“自救”，促銷售、抓回款，并在調控新常態下，尋求更多生存機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