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于“履行費用過高”的判斷，并沒有具體的適用標準，關于本項認定主要涉及三個問題：一是比較對象問題；二是履行費用的范圍問題；三是過高的標準問題。

關于第一問題，實務審判中有三種觀點：1、履行費用超過各方所獲得的總履行利益；2、履行費用超過債務人的履行利益；3、履行費用超過債權人的履行利益。

筆者認為：第一種觀點債務人的履行費用與各方總利益相對比，即本文觀點，應先討論“和”與“或”的關系，即各方履行利益是指各方履行利益之和還是分別要超過各方利益。如果是“或”的關系，則意味著要和合同履行中能夠獲得最高利益者相比較，滑向了“社會資源最大化利用”的效率違約理論，走向了經濟立法的深淵；而如果是“和”的關系，則忽略了民事關系的邏輯性，將其純粹性轉化成了數學問題。

第二種觀點，首先如前有文章所論述，如果履行成本系因債務人故意或重大過失所致，則基于其企圖利用行為抗拒履行違反誠實信用原則的過錯，不再適用上述法律規定。反之，如導致履行費用過高的情形只有基于客觀原因以及債務人非主觀原因所致，在此情形下要求履行費用與債務人的履約成本進行比較，則與民法上的情勢變更制度，產生了法條競合，不利于情勢變更制度的適用。

筆者贊同第三種觀點，即履約成本應當與債權人的履行利益進行比較，因為在合同違約后排除繼續履行進而啟動賠償機制，本身就是對債權人利益的一種損害，如果不考慮債權人在合同救濟過程中的履行利益則明顯不符合合同法對于守約方保護這一誠實信用原則的基本精神。

關于第二個問題，履行費用的范圍問題。最高院在其民法典釋義一書中認為此處的履行費用應當僅指超出合同簽訂時可預見的履行費用，但有觀點認為履行費用應當包含債務人所有的履行成本，即可預見以及不可預見均應當包含于內。筆者認為這一問題應當于第三問題結合探究，因為在固定了比較對象之后，關于履行費用的范圍問題就不再重要，無非是按照不可預見的費用，過高的標準應當予以提高；按照全部費用，過高的標準應當予以減低的問題，這實質上是一個立法技術問題。比如說甲（中國）與乙（美國）簽訂外貿合同，約定由甲向以提供一批貨物（成本價100萬元），乙方支付貨款120萬元，該貨物在美國市價為150萬元。現因市場波動之原因，導致甲所供之貨物成本價上升至200萬元，但乙方所在國貨物價格并未變化。那么如果按照不可預見之費用來說，則為100萬元（200萬元-100萬元）與乙方履行利益150萬元相比；如按全部履行費用來說，則為200萬元與150萬元相比。立法目的已經確定，則履行費用之范圍究竟如何認定，均不會影響此制度在所適用模型之內的作用，無非是一個如何描述該制度的問題。

第三個問題，關于過高的標準問題，筆者認為這也不是一個可以量化的標準，因為民法所調整的合同關系眾多，履行標的也各有不一，有些履行成本動輒上億元，有些履行成本也可能只有百元甚至低于百元，就如上述所列舉的例子，如果將所有貨幣價值均縮小萬倍，則履行成本與履行利益之間的差額也會縮小至萬倍，其中利益沖突便變得微乎其微。因此筆者實難站在包羅萬象的高度給出一個可以量化的標準，這是一個必可避免的需要由法官自由心證、個案裁量的問題，但筆者同時也認為即便允許法官自由心證，法官也應當需要從如下幾個方面或因素進行考慮：（1）債權人利益的犧牲程度；（2）履行費用與履行利益的差額費用支出對債務人生活條件之影響；（3）履行費用與履行利益之間的不平衡程度；（4）損害賠償救濟的可替代性。一孔之見，僅供參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