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睿資產 作者：符廷鑾
來源：為睿資產（ID：VeryAsset）
經濟波動通過資金流通關系影響社會經濟主體的盈利能力、承債能力和償債能力，最終影響社會整體資產質量。鼠年新春伊始爆發的新冠肺炎疫情對我國社會經濟的生產流通環節已經造成了直接沖擊。有學者估計，春節7天假期全國僅電影票房、餐飲零售業、旅游市場三個行業直接經濟損失就超過1萬億，占去年一季度GDP（21.8萬億）的4.6%。疫情一旦持續蔓延，中國經濟很可能產生受實質性波動，政府、企業、個人資產質量都將受到影響，不良資產行情可能緊隨疫情的爆發而爆發。
本文將從疫情對宏觀經濟、市場環境、不良資產市場主體及不良資產投資業務四個方面分析本次新冠肺炎疫情對不良資產的影響，并根據疫情對不良資產投資業務的影響提出應對策略。
一、疫情對我國宏觀環境的影響
本次疫情對我國經濟的影響已與“非典”相提并論。但是，2003年“非典”發生在我國整體儲蓄率較高且宏觀整體向上的高速增長階段，而新冠肺炎蔓延的今天，我國正處在新舊動能轉換、經濟增長模式轉型、經濟增速放緩、經濟走勢呈L型的關鍵時期，兩次疫情的宏觀經濟背景大相徑庭。
同時，疫情防控勢必耗用大量財政資源，目前中國整體債務水平已超過300% (債務／GDP，250%的國際警戒線)，直接刺激經濟的可持續性和刺激質量都將受到挑戰。加上長期高企的企業負債率，以及因居民消費習慣改變及消費金融崛起等因素導致的居民儲蓄率下降和負債率上升，宏觀經濟的三類主體政府、企業、個人都已處于高負債水平。
在這樣的宏觀經濟背景及整體負債水平下，疫情短期對我國國內經濟的影響是巨大的，直接表現為需求和生產的驟降，投資、消費、出口途徑均受明顯限制，短期內失業上升和物價上漲。宏觀環境的負面影響會加速社會整體債權債務關系的惡化，這種惡化最終會傳導至我國飽受困擾的銀行業并由其承壓，進而產生更多的不良資產。根據PwC的一項新研究，在2019年達到1.5萬億美元之后，中國不良貸款和資產必將持續增長。
二、疫情對我國不良資產市場的影響
自2016年7月26日中央政治局會議指出“要有效防范和化解金融風險隱患”以來，我國不良資產市場就一直處在新經濟周期產業升級轉型及監管趨嚴的雙重背景之下，市場累積的不良資產規模不斷增加。再加上本次疫情的影響，2020年不良資產的市場規模及資產供給必將進一步增加。
與此同時，可以預見的是，為保持經濟增長的相對穩定，疫情后我國宏觀經濟調控政策將趨于積極，資金面將趨于寬松，為后疫情時期的不良資產市場提供較好的資金環境。但短期內，資金環境的寬松難以轉化為對不良資產的需求和資金供給，這就會加劇我國不良資產市場上長期存在的“供過于求”的供求關系。
長期來看，在經濟結構不發生根本性改變的前提下，本次疫情對我國不良資產市場既存的“‘供過于求’、一級市場規模龐大、二級市場零散活躍而相對隱秘”的現狀不會產生實質性影響。如若本次疫情沖擊能推進我國整體經濟成功轉型，進入“高質量發展”時代，即進入戰略性新興產業為主的經濟發展時代，不良資產行業或將迎來大量過剩資產退出歷史舞臺且估值邏輯發生根本性變化的新時代。
三、疫情對不良資產投資行業主體的影響
更大的市場規模本身就意味著企業需要有更高的效率，不良資產投資行業主體面對疫情沖擊，同樣面臨復工時間、成本控制、業務調整等常規問題。另外，不良資產投資行業主體需要根據疫情發展態勢考慮投資策略、項目管理、資金規劃及退出方式等專業問題。
不良資產投資從業主體通常可以分為三類：主動管理方、配資方和處置服務商。疫情沖擊帶來的市場震蕩，對不同類型的主體產生的影響是不同的。
（一）對不良資產主動管理方的影響
疫情對該類主體的影響是最大、最全面的，且疫情持續時間越長，影響越大、越深。最主要的影響是對主動管理類項目底層資產的變現能力的影響，同時需要考慮對主動管理類項目的到期期限、資金規劃等要素，防止項目產生兌付危機，形成行業二次不良，對管理方造成資金壓力，更要防止發生不良資產主動管理主體危機。具體而言，疫情對不良資產主動管理方的影響，又可以根據主動管理項目的類型分成兩類進行分析：
1.對抵押類不良資產項目的影響
投資抵押類不良資產項目的基本前提是抵押物足值。疫情這類外部事件的沖擊，短期內不構成對抵押物價值的實質沖擊（疫情期內到期的項目除外），但長期來看，疫情這類外部事件將對抵押物價值和變現速率產生負面影響。
抵押類不良資產項目中最典型的代表是“房抵類”不良資產。該類不良資產最重要的底層邏輯是“房價穩定或上漲”。但疫情對我國房地產市場（主要是住宅類）的沖擊造成的嚴峻形勢顯而易見，變現通路阻斷導致房地產一手市場低迷，價格走低，這對“房抵類”不良資產的處置變現空間產生了極大的壓縮，“房抵類”不良資產變現市場較之房地產一手市場喪失了價格優勢，從根本上破壞了“房抵類”不良資產項目成立的底層邏輯和基本前提。
我國房地產細分市場的細分門類包括商業地產（寫字樓、購物中心）、物流地產、長租公寓、養老地產、產業地產等方向，前期已經炒的很火。在疫情沖擊造成的經濟波動下，會導致這些細分門類的泡沫逐步出清，甚至出現大面積爛尾，這對不良資產主動管理方的管理能力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2.對信用類不良資產項目的影響
投資信用類不良資產項目的基本前提是還款來源的測算、安全墊的設置和風險緩釋手段的增強。疫情對信用類不良資產的影響即是對債務人的影響，該類資產的初始資產通常是次級資產，該類債務人通常不是金融機構傳統意義上的優質客群，該類債務對短期收入高度依賴，對收入波動較為敏感。疫情沖擊會直接體現為信用類不良資產項目的還款能力不足甚至還款來源喪失，這就會對項目設置的安全墊、管理方取得的風險緩釋手段和管理方自身的風險備付能力形成考驗。
（二）對不良資產投資配資方的影響
面對疫情沖擊，純粹的不良資產投資的配資方需要調整投資策略和資金配給條件、重新測算項目退出策略和收益保障手段、重新評估資金配給對象的增信手段和償付能力，甚至需要在短期內調整業務方向。
（三）對不良資產處置服務商的影響
面對疫情沖擊，不良資產處置服務商短期內可能面臨沒有新增業務和存量業務處置（公證、訴訟、執行、法拍等環節）阻礙重重的雙重困境。若疫情等類似外部事件長期存在，處置服務商要么無業務可做關門歇業，要么需要依靠大數據、互聯網等信息科技手段實現業務轉型升級。
四、疫情對不良資產投資業務的影響
不良資產投資業務的四大核心環節包括“估值、盡調、投后、處置”。疫情當前，對不良資產投資業務的各個環節均會產生直接沖擊。
（一）對不良資產投前估值的影響
疫情對不良資產投前估值的影響，主要包括疫情等類似外部事件對不良資產估值邏輯的影響，另外還包括估值信息的獲取與篩選、估值方法的選擇與適用。
面對疫情等類似外部事件，抵押類不良資產項目的估值邏輯需要重新評價抵押物的未來市場環境是否會發生根本性變化，進而評估抵押物變現可能，且需要重新評估債務人收入來源是否會發生的根本性變化，進而重新評估其償債能力等；信用類不良資產項目的估值邏輯需要評價債務人的收入來源和償債能力是否會發生根本性變化。
以“房抵類”不良資產投資為例，長期支撐“房抵類”不良資產投資市場活躍的估值邏輯為“房價穩定或上漲”。但是，面對疫情等類似外部市場的沖擊，這一邏輯將面臨巨大挑戰，進而“房抵類”不良資產投資的估值邏輯將被顛覆。
（二）對不良資產投前盡調的影響
不良資產的投前盡調，包括法律盡調、財務盡調和現場盡調三個基本環節。受疫情影響，各地政府采取的區域管制、交通管制、街道及樓宇臨時管制等措施都會對不良資產投資的投前盡調造成直接的影響和沖擊。
（三）對不良資產投后管理的影響
不良資產項目的投后管理包括檔案交割與保管、機構（原是債權人、AMC、原渠道、原處置服務商、判決法院或執行法院等）對接、財產線索收集整理、債權管理等。可以看到，疫情等類似外部事件對投后管理各個事項都會造成直接沖擊，嚴重影響債權管理效力，進而影響資產變現可能和能力。
（四）對不良資產處置變現的影響
不良資產的處置變現包括司法清收、司法推拍、債權轉讓等手段。疫情等類似外部事件也會產生十分嚴重的影響，包括第三方投資者洽談、評估與拍賣問題、抵押物續封問題、抵押物清場問題、催收律師函送達問題等，這些影響會最終反映到不良資產投資的收益水平上。
五、面對疫情，做好不良資產投資業務的建議
面對疫情等類似外部事件，不良資產投資業務需要投資人保持冷靜而清晰的頭腦、嚴密而具有前瞻性的邏輯，同時，需要配套更有效的精細化管理制度并深度融合大數據、互聯網等技術手段。
（一）冷靜而清晰的頭腦
疫情等類似外部事件造成的經濟波動，在一定程度上會導致不良資產規模的涌現和價格的走低。在不良資產投資領域，一定要保持冷靜的頭腦，市場龐大，價格高固然是賣出的必要條件之一（需要止損時不考慮作為必要條件），但價格低絕對不夠成買入的必要條件，在不良資產投資市場，“只買對的，不買便宜的”才是投資者應該奉行的投資準則。2017年，不良資產市場過熱導致的2018年-2019年行業陸續爆發的二次不良事件，就是不良資產投資市場因盲從、非理性從而深陷泥潭，萬劫不復最鮮活的案例，足以深刻啟示和警醒所有不良資產行業從業者。
（二）嚴密而具有前瞻性的邏輯
疫情等類似外部事件很有可能對宏觀經濟產生深遠的影響，本次新冠肺炎病毒的爆發，我國的數字經濟和互聯網經濟再次迎來發展機遇和爆發期，且戰略新興產業并未受到沖擊，受沖擊最嚴重的恰恰是傳統行業和存量產能。從這個意義上說，此次疫情已經對我國經濟的整體轉型起到一定刺激作用，未來經濟結構將會出現前所未的變化。傳統的意義上的存量資產，很可能迅速轉變為低效資產或無效資產，毫無投資價值，即便是我國不良資產市場存量的主力軍“房抵類”不良資產，也很可失去投資價值。面對疫情等類似外部事件，從業者有必要對不良資產市場的邏輯嚴密性和前瞻性進行再審視，從而確定更具有前瞻性的投資戰略和策略。
（三）更有效的精細化管理
1.債權管理
面對疫情等類似外部事件的影響，投資者有必要啟動緊急預案或制定臨時方案，對債權維護的全流程進行完善，包括：起訴（或申請仲裁）、證據與財產保全、申辦強執公證相關文書、申請強制執行、申請變更訴訟主體、申請（恢復）執行及采取查控措施、應對執行異議、復議等。投資者面對疫情等類似外部事件的出現，有必要對各個時效（限）做重新檢視，并及時動態調整，密切監控主債權的訴訟時效、保證期間、申請執行期限、舉證時限、答辯時限、鑒定時限、上訴時限、申請再審時限、起訴時限、異議時限、復議時限、開庭時間、續封時限、（外聘律師）代理期限等環節的動向，做到及時主張權利，跟蹤項目進度，確保債權始終受司法保護。
2.抵債物巡檢
投資者在收購和處置債權資產時，應該已經對債權項下的實物資產進行過詳細的盡調，但受疫情影響，抵押物的現狀可能已經發生變化，如出租、占用情況，被政府征用情況，是否用于隔離等情況疫情等類似外部事件期間，投資者尤其需要密切關注抵押（質押）物、查封物價值的不利變化，關注債務人或案外人是否利用疫情等類似外部事件設置處置障礙。投資人要在法律和政策允許的范圍內，再次組織對已投債權對應的抵押物進行二次巡檢，確認是否有擅自處置抵押物或查封物，對抵押物或查封物惡意設置處置障礙等有可能導致債權被懸空的事件或行為，最大限度地排除未來抵押物處置變現存在的障礙，有效防止實物資產損毀或滅失。同時，投資人還應進一步盡調確認，債務人在疫情期間是否存在隱匿、轉移資產的行為，搜集有價值的財產線索。
3.應急事件處理
疫情等類似外部事件期間，投資者一旦發現債務人有新的重大財產線索，投資者要及時向法院申請采取財產查控措施。同時，疫情期間，在掛拍的抵押物，也可能因為被執行人或第三人對抵押物評估價格提出異議而中止掛拍程序。此時，作為投資人，應盡可能與處置法官、評估機構以及被執行人溝通，爭取以議價的方式盡快確定抵押物評估價格，恢復掛拍程序，節約處置時間，最大限度地減輕因疫情影響對債權投資造成的損失。
（四）深度融合信息科技手段
盡管“互聯網+不良資產”的概念已經逐漸歸于平淡，但互聯網、人工智能、大數據等信息科技以工具類應用的方式有效地服務于司法領域和不良資產業內專業人士，已經是不可逆轉的事實。在不良資產投資業務中，除了有賴于投資團隊專業經驗，越來越需要利用信息科技手段來突破人力極限和外部事件阻礙，這體現在以下三方面：
1.業務流程
利用人工智能及大數據手段，結合不良資產投資業務特點，逐步突破不良資產的非標性和異質性，建立系統化、線上化操作的獨立業務管理系統，并覆蓋不良資產投資業務的各個環節，實現業務管理流程的優化。
2.投前盡調
對不良資產投資項目的價值判斷源于對項目的盡職調查，即是對項目信息的收集、提煉、分析、總結。比如，利用大數據對債務人信息進行失聯修復、智能篩查并發現隱藏財產線索，從而實現清收；利用信息科技手段，對抵押物價值信息進行深度發掘；利用律師畫像功能，根據案件訴訟階段、管轄法院、委律需求等，智能匹配最佳委托律師等。
3.估值定價
投資業務的核心在估值定價，不良資產投資業務亦然。在構建不良資產投資定價模型時，需要考慮因素的“完備性”、變量的“針對性”和模型的“預測性”。其中，因素的“完備性”是指需要考慮影響估值的所有因素，除常規的價格因素外，還需要考慮地域、時間、交易環境、盡調出的特殊信息等非價格因素；變量的“針對性”是指在設置模型變量時，有必要針對具體資產或債務人的特殊情況作出針對性設置，本次疫情的出現，即可作為特殊情況的出現，由模型進行“針對性”設置，達到模型的快速優化；模型的“預測性”是指在綜合考慮所有定價因素及特殊情況后，模型設置需要反映對未來處置程序的預測，凸顯風險定價的不確定性和價值判斷的前瞻性。
在資產類估值模型基礎上，由AI算法提供支持的不良資產投資定價模型的構建已經取得了一定突破。未來，需要進一步優化模型算法與應用規則，提高不良資產投資定價模型的精準度和便捷度，以應對疫情等特殊情況的出現，實現對不良資產的“全狀況估值”，并結合專業團隊的不良資產投資處置經驗，為生成有效的不良資產投資方案提供支持。
當前，不良資產投資全產業鏈的科技化、智能化程度還不夠。未來方向是實現不良資產投資的全數據化經營，進一步實現智能盡調、自動估值、智薦方案、智能審批等業務流程的全鏈條自動化管理。并通過數字化生態圈的建設，整合資產方、資金方、服務方、交易方等參與主體，使其交互合作、交叉賦能，提升不良資產投資處置的效率和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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